我希望这个由疫情开启的十年

将因全世界首次意识到人类必须采取

全球性解决方案来解决全球性危机而被铭记

贾雷德·戴蒙德参观澳大利亚博物馆的一场人类进化史展览 

贾雷德·戴蒙德：

大多数国家不会为下一次危机做好准备

83岁的贾雷德·戴蒙德经历过很多危机，从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到1962年一触即发的古巴导弹危机。这影响了戴蒙德的创作，他的多部研究人类历史的著作，包括名作《枪炮、病菌与钢铁》在内，都选择了一系列重大社会危机作为主要案例。

2020年4月，戴蒙德的新作《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推出中译本。在书中，戴蒙德考察了五个大洲、七个国家成功应对重大危机的历史，并将个人危机与国家、人类社会的危机关联起来。

戴蒙德的妻子是一名临床心理学家，专业之一就是危机治疗。这让戴蒙德获得了很多直接的个人危机案例，如婚姻破裂、爱人去世、失去健康或工作等等。在《剧变》中，他将这些个人危机与国家危机相比较，最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危机分析框架。

但面对如今已在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危机，“直面危机”“诚实自我评估”“愿意承担责任”等来自于戴蒙德的警告被很多国家忽略。在戴蒙德的眼中，许多国家的政府都未能成功应对新冠疫情的危机。

“大多数国家，就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过去发生了什么不好的经历都会忘记，也不会为下一次的遭遇做好准备。”戴蒙德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说。

15年前，戴蒙德曾将此类全球性危机和解决方案比喻为“破坏之马”和“希望之马”。如今，他在《剧变》中再次写道：这场“赛马”的结果依然尚未可知，但人们可以确定的是“距离这场比赛尘埃落定之时已经越来越近”。

人类经常不从危机中吸取教训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追溯历史，病毒大流行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特殊作用是什么？ 

贾雷德·戴蒙德：如果我们把“大流行”定义为疾病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那么在此之前只发生过一次大流行，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流感。鉴于只有这一个先例，我们不能对“大流行”一概而论。

不过，历史上有一些局限于部分地区的疾病暴发。现在，有了航空等交通运输，流行病才有了在世界各地传播并成为全球大流行的条件。所以我们可以考察的流行病有：欧洲和亚洲的黑死病；东罗马帝国的查士丁尼瘟疫；雅典的瘟疫；以及欧洲殖民者将流行病传染给美洲原住民、太平洋岛民和澳大利亚土著。

以前，这些流行病的结果是人口大量减少。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杀死了欧洲30％的人口，并因农民大量死亡造成土地大规模荒废以及重大经济损失。此外，历史上的流行病造成的另一个后果是征服。一个人群在历史上长期接触一种疾病，从而产生遗传抗性和获得性抗性，当这个人群将病毒引入那些没有接触过相关疾病的群体，将导致没有抗体的人大量死亡。

所有的病菌都服从自然选择，病菌能传播开来其实也意味着病菌自身的成功。同样，所有病菌的受害者也都受到自然选择的影响，“成功的受害者”就是那些抵抗住了病菌的人，他们要么没有受到感染，要么其基因具有抵抗力，或者通过抗体获得免疫。

哥伦布1492年发现新大陆后，欧洲人将天花、麻疹和其他疾病带到了新大陆，90％的美洲原住民因此丧生。其结果是，今天美国的居民有大量欧洲裔、亚洲裔和非洲裔人口，而美洲原住民只是微弱多数。

不过，这些流行病的主要历史后果就是导致人口的大规模死亡，占总人口的30％到90％，而当前的新冠病毒大流行仅导致约2％的感染者死亡。在这方面，它造成的影响会比过去那些流行病的影响小得多。

中国新闻周刊：自1918年西班牙流感以来，公共卫生和流行病学等医学科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为什么我们仍然无法避免这种病毒的全球性大流行？是因为病毒已经进化了，还是我们的应对措施过时了？

贾雷德·戴蒙德：人类本可以避免新冠病毒在全球暴发，但大多数国家没有做好准备。比如我的国家——美国，政府曾经设有与流行病有关的专门委员会，但特朗普总统废除了这个委员会，所以美国就对新冠疫情毫无准备。

不过，有两个国家对这次全球疫情准备充分，因为它们确实从可怕的历史中有所收获。

一个是欧洲国家芬兰，它在1939年被比它大得多的邻国苏联入侵。芬兰人设法击退了入侵，保持了独立，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那场战争中，芬兰通过波罗的海与外部世界连结的通道被切断，一度失去了外国补给。芬兰人记住了那段痛苦的历史，并因此学会了对危机做好准备。

如今，芬兰政府组建了各种委员会和政府机构，为可能袭击芬兰的各种危机做好准备，不管是金融危机、病毒流行、边境问题、电力崩溃还是其他什么可能的危机。一个细节是，在众多准备措施中，芬兰储备了口罩，因此其应对疫情的准备比其他国家要充分得多。

另一个从历史中吸取了教训的国家是越南。在2003年的SARS疫情中，越南出现了一些死亡病例。因此，当新冠病毒暴发时，越南不待大规模感染和死亡的出现就很快做好了准备。感染新冠病毒的人会从家中被带走，送到专门机构照护。其家庭成员会被隔离，追踪到的密切接触者也会被及时隔离。因此，越南的感染病例和死亡病例数都得到了大幅抑制。

简言之，芬兰和越南确实从历史中吸取了教训，也确实做好了准备，但它们只是例外。大多数国家，就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过去发生了什么不好的经历都会忘记，也不会为下一次的遭遇做好准备。

特朗普很可能在政治上被削弱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剧变》中提到，国家领导人往往能在危机中获得更集中的权力。在美国和欧洲国家，领导人们是否会以疫情紧急为借口，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这种情况会不会使威权主义抬头，损害民主的基础？

贾雷德·戴蒙德：在许多国家，而不仅仅是在美国，国家领导人会以流行病紧急情况为借口，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匈牙利就是一个典例。至于因为新冠疫情而受到损害的政府，只会是那些未能成功应对疫情的政府，不管是民主政府还是威权政府。

比如说，美国有50个州，所有州政府都是民主政府，但有些州成功应对了疫情，另一些则表现得很糟。

当疫情在加州的传播速度慢于美国其他地区时，州长纽森得到了人们的尊敬。相比之下，密西西比州、佛罗里达州、佐治亚州和得克萨斯州虽然也是民主政府，但他们的州长和特朗普总统一样，在防疫政策上做得很糟糕。很可能的结果是，这些州长和特朗普总统将在政治上遭到削弱。

在威权政府中，也有一些国家成功应对了疫情，比如越南；而另一些政府，比如白俄罗斯，则处理不力。总而言之，在我看来，新冠疫情确实正在加强一些政府，削弱另一些政府，这取决于这些政府与疫情“打交道”的结果好坏。

中国新闻周刊：一种观点是，新冠疫情正在加强全球政治的极化，这也是《剧变》中聚焦的美国危机之一。在你看来，这一全球性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贾雷德·戴蒙德：我假定，政治极化在全球的传播，与通过手机、电子邮件等电子媒介进行非面对面交流的普及有关。其结果就是，我们现在与他人的联系主要是屏幕上的文字，而不是人与人的直接接触。在屏幕上发表不同意见和侮辱性文字，比侮辱一个正看着你的、活生生的人更容易。

在我看来，发生在美国的政治极化演变为武装冲突的可能性非常小。不过，在1935年，大多数西班牙人也认为，西班牙的政治极化不太可能演变成可怕的武装冲突。但从1936年开始，那里爆发了持续了三年的内战。

解决疫情需要一个世界性的方案

中国新闻周刊：你主张“剧变也是机遇”，那么你期望人类社会从这场病毒大流行中产生哪些改变呢？

贾雷德·戴蒙德：我推测，新冠疫情最大和最持久的后果有两个：一是它对美国、中国和欧洲等超级大国之间关系的影响；二是它为全世界提供了从这场流行病中吸取教训的机会。新冠疫情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一场全球性危机，不只是影响单个国家，而是影响每一个国家。因此，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单独行动来保护自己免受病毒的攻击。即使这个国家在自己的国土范围内消灭了病毒，只要世界上还有任何其他国家仍存在病毒，它就有可能重新入境。

当然，人类还面临其他全球性危机，比如气候变化、资源枯竭和不平等。但新冠疫情不同于这些问题，它致人死亡的速度很快。气候变化和资源枯竭造成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疫情，但它们不会在短时间内夺走这么多人的生命。所以，气候变化等问题造成的死亡不是那么明显，即使许多人是因为气候变化造成的延伸问题而死亡，如呼吸疾病和饥饿。

总之，新冠疫情是一个世界性问题，需要一个世界性的解决方案。中国、越南、欧洲和美国在应对疫情方面已经有了一些合作，比如科学家正在迅速合作，以了解病毒。中国和一些亚洲国家还一直在向其他国家运送口罩等物资。

我对新冠疫情的长期影响持乐观而非悲观的态度。是的，它会杀死很多人，但它也在刺激超级大国和全世界合作解决这样的全球性问题。对于超级大国和整个世界来说，越来越明显的一点是，它们不能靠自己解决疫情，必须合作。可以说，世界正在从疫情中吸取教训，而我希望人们在应对其他全球危机上也能以这样的教训为鉴，比如气候变化和资源枯竭。

现在，世界第一次看到，各国对一个世界性问题作出世界性反应。我希望这个由疫情开启的十年，将因全世界首次意识到人类必须采取全球性解决方案来解决全球性危机而被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