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蝗灾是怎样从中国消失的？

转载 财务客服于 2020/04/13 10:37:53 发布 IP属地：未知 来源：网络 作者： 1601 阅读 0 评论 0 点赞

在全球都在同新型冠状病毒斗争的这个档口，非洲人民不仅要承受病魔的蔓延，还要试图和啃噬他们粮食的蝗虫作战。


据美联社4月10日的报道，自2020年初的蝗灾后，第二波蝗灾已开始在非洲多个国家肆虐，数十亿只沙漠蝗虫的幼虫正在索马里大量繁殖、“蓄势待发”。据了解，第二波蝗虫数量约为第一波的20倍。


此前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的资料显示，今年年初的蝗灾肇始于红海周边地区，至今已波及肯尼亚、索马里、印度、巴基斯坦等20余个亚非国家，给当地的粮食及农业社会生产造成极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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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蝗灾的元凶为“沙漠蝗”，在亚非数个国家肆虐



什么样的情况会闹“蝗灾”？



蝗虫，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具破坏性的害虫之一，由于食量大、能够飞移且具有迁徙性，一旦大量繁殖形成蝗群，那么其所经过农田将颗粒无收。
 
中国自古便是农业大国，广袤的国土承载着多样的气候，享受着大自然给予的物产馈赠，但同时也饱受频繁自然灾害的侵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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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山西壁画《捕蝗图》


“久旱必有蝗”“旱极而蝗”，从商代最早有了蝗灾的记录开始，中国历朝历代都在经受着考验。《中国救荒史》中曾有过统计，秦汉时期，蝗灾平均8.8年一次，两宋时期平均3.5年一次，元代1.6年一次，而到了明清时则平均为2.8年一次。翻开史书，灾害发生后的惨况也被一一记载了下来：

“夏，蝗，东自海，西尽河陇，群飞蔽天，旬日不息；所至，草木叶及畜毛靡有孑遗，饿殍枕道。” 

“嘉靖三十九年蝗食禾苗殆尽；万历十四年飞蝗蔽空；清朝康熙三十四年蝗起宝武界，饥民相食。”……

石河子大学农学院教授王俊刚介绍，由于气候和生态条件较适宜蝗虫繁殖，新疆曾是国内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蝗灾的发生和水旱灾害有着密切的关系，水灾后易形成滩涂，滩涂为蝗虫大量繁殖提供了适宜的环境；而旱灾时，蝗虫为了获得更多生长所需水分，只能进食大量的食物，从小麦、玉米等禾本科植物中汲取水分。蝗虫需要在长距离迁飞的过程中才能完成发育，而其在进食后会发出信息素，从而召集伙伴，最终形成蝗虫聚集。蝗虫过境后，玉米、小麦等粮食作物只剩光杆，无法进行光合作用，便不再存活。

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的资料中显示，新一代蝗虫数量呈指数级增长，从幼虫成长为成虫仅需20天，一个约一平方公里的成年蝗群每天吞噬的食物相当于3.5万人的口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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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蝗，用什么办法？




几千年来，为了抵抗蝗灾，人们想尽办法。传统的灭蝗方法主要分为两大类：人力治蝗与生物治蝗。

人力治蝗，顾名思义，就是靠人类的直接捕杀来消灭蝗虫，又可细分成以下几类——


掘种法

捣毁蝗虫的卵窝，阻止其继续繁殖。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对于如何挖卵窝曾有过一番研究：“冬晴未经雨雪之时易寻，务必实力搜挖，并于挖尽处设一标志，以便交春寻看。春间看过无子，初夏仍当再看一次，以防遗漏。”徐光启此言便是强调一定要“赶尽杀绝，以防后患”。


坑埋法

村里老少爷们合伙挖一大坑，坑中放上诱饵让蝗虫来吃，待蝗虫飞入坑中后，再往坑里灌水，淹死蝗虫。


焚烧法

利用虫类趋光的特点，用火把将蝗虫吸引到一处聚集，然后再集中放火焚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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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中记录的灭蝗图解


人力治蝗的几种方法大都无法根治，并且类似于焚烧这样的行为还有可能损毁自家良田。相比较而言，生物治蝗“误伤”的可能性则更小些，且人力成本也不大。

古人“生物治蝗”的工具主要是蝗虫的几个天敌：鸡鸭、鸟、蛤蟆、螳螂……在陪伴我们长大的动画片《黑猫警长》中，有一集还特别刻画了“螳螂灭蝗”的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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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及动画中的“螳螂灭蝗”


在这还要特别说一下蝗虫的头号天敌——鸭子。还记得不久前上热搜的一条新闻吗——“浙江10万只鸭子出征巴基斯坦灭蝗”。虽然已经被证实是假消息，但鸭子能够吃掉蝗虫确是事实。清代陈世仪在《除蝗记》中说：“（蝗）未解飞，鸭能食之，鸭群数百入稻畦中，蝗顷刻尽，亦江南捕蝗一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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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子组织性强，食量大，牧鸭灭蝗也能够有效避免污染、修复生物链。纪录片《灭蝗之战》中讲到20年前新疆爆发蝗灾时就曾采取这种治理手段。



中国的蝗灾是怎样消失的？




过去，从普通农民到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只能靠祭祀祈求不闹蝗灾。旧时分布在各地的八蜡庙和刘猛将军庙便是由此而来。

八蜡是中国古人祭祀的八种与农业相关的神祇，其中之一就是昆虫。刘猛将军则是传说中治理农田虫害的保护神。饱受蝗虫灾害侵扰的人们不惜大兴土木，用本不宽裕的荷包集资建造庙宇，祈求天神保护。

在清代，乾隆皇帝就对驻守新疆的伊犁将军说，听闻关内农民都祭祀刘猛将军和八蜡神祈求消灭蝗灾，伊犁虽然地处边疆，但耕种之法都大同小异，你们也建几座这样的寺庙和牌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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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王刘猛，传说中治理农田虫害的保护神。


直至近代科学在中国兴起后，蝗灾终于得到了更为科学有效的治理。


20世纪50年代，刚从美国学成归来的昆虫学家马世骏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个昆虫学生态研究室的成员，随后又和团队成员明确了飞蝗肆虐的主因是水、旱灾相间发生，次因是社会不稳定及贫穷落后，更是提出了“改治结合，根除蝗害”的飞蝗治理策略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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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6月，新中国首次出动飞机参与灭蝗。在蝗虫集中地段喷洒药剂，每架飞机喷药范围可达几千亩，效果相当于一万多人的人工扑杀。


王俊刚教授介绍，如今在我国，治蝗技术储备增强、生态治理也有极大的改善。在物理手段方面，很多地方都采用专业的蝗虫捕集机械，实现无害化捕集以及捕集蝗虫的饲料利用。同时还有生物手段，如利用绿僵菌、微孢子虫等生物，它们被蝗虫吃掉后，就会寄生在蝗虫体内，让蝗虫生病，不久便行动迟缓，最后死亡。生物手段还包括利用生物农药和鸡鸭等天敌对其进行捕杀。当然，控制水旱灾害的发生，维持生态环境的平衡也对防治蝗灾至关重要。


目前我国蝗虫监测机制成熟，能够时刻关注境内境外的蝗虫繁殖动态，因此发生大规模蝗灾的可能性已越来越小。王俊刚教授认为，随着我国机理环境的逐渐完备，此次亚非国家爆发的蝗灾进入我国境内的可能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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