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关系到一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因此，就业及其配置效率问题一直是各国政府关注的焦点。中国也不例外，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就业规模快速扩张，但其背后同时也发生着就业创造与就业破坏等频繁的就业动态。相比于就业规模、就业增长等总量指标，就业动态更能反映实际就业结构的变动和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因此，部分学者开始从就业创造与就业破坏的视角对中国就业动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探讨，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是从对外开放进行解读，但他们均关注制造业开放的就业变动效应，尚未将焦点放在服务业开放上。目前中国制造业领域已基本实现自由化，服务业领域将是中国未来深化对外开放的重中之重，那么，服务业开放对中国制造业的就业动态（包括就业创造与就业破坏）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根据异质性企业理论，企业生产率异质性是贸易福利产生的新源泉，因此，本文特别关注服务业开放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就业动态的影响是否存在生产率异质性？如果存在，其是否也会通过促进就业由低生产率企业向高生产率企业的再配置来提高制造业整体生产率水平？ 

为此，本文在异质性企业理论框架下较为系统地考察了服务业开放与中国制造业就业动态之间的关系，在构建服务业开放通过国内市场竞争效应、要素替代效应和出口扩张效应影响制造业企业就业动态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利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与理论预期一致，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企业就业动态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生产率异质性，其促进了低生产率企业的就业破坏和高生产率企业的就业创造与就业净增长（就业的集约边际变动），同时还促进了低生产率企业的市场退出（就业的广延边际变动）。对四类典型垄断性服务行业的分析进一步表明，通讯业和金融业开放能够显著地影响制造业企业的就业动态，而铁路运输业和航空运输业开放的影响效应较弱。最后，本文还将视角从微观企业延伸至中观行业，发现服务业开放通过其引发的企业间就业再配置改善提升了制造业整体生产率水平。 

本文从制造业就业动态的全新视角评估了服务业开放的微观成效，肯定了服务业开放可以作为中国制造业就业有效配置和质量升级的开放新动力，这对中国今后服务业自由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第一，政府应继续推进服务业外资参股开放政策，特别是要推动开放程度较低的传统垄断性服务行业的对外开放，放宽市场准入，降低投资限制，扩大投资范围，并拓宽中外服务业市场合作领域。同时，政府也应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与国际经济贸易投资新规则相对接，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从而吸引更多高产、高质、高效的外资进入服务业领域，助力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第二，政府应加大对国内企业的培育，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鼓励和激发企业自主创新与研发活力，继而以研发创新助推企业生产率增长和市场竞争力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