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观念正在淡化，如今的年轻人，不再像过去那样传统，对待生娃这件事情，更多的是“催也不生”。

广东、合肥、贵阳等地区，2020年出生人口相比去年下降20~30%。厦门人口下降达到50%左右。没想到，放开二胎之后，出生人口数量反而下滑了。

按照各地的出生人口下降情况来看，全国出生人口连续4年下降，已经毫无悬念，我国的生育高峰期已经过去，未来可能面临更大程度的人口下降，一旦进入低生育陷阱，要想让出生率上升，将变得更加困难。

人口红利在消失，相关专家也很着急。‍

民政部部长李继恒指出，我国的生育率已经下降到警戒线了。梁建章认为，我国总和生育率还会下降，要多角度鼓励生育，才能扭转局势。

全国人大1月20号发出一个报告《关于2020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要求各地清理不合时宜的计生法规。

2017年到2019年，这三年的出生人口，相比2014-2016年，下降417万人。

2019年我国人口出生率1.048%，创下2000年以来的最低值，如果按照这个趋势，预计到2 100年，中国总人口将不足10亿。

新出生人口在下降，而老年人口在增长。2018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6.1%，如果新生儿持续减少，我国不久将出现严重的劳动力人口不足。

在沿海地区，已经出现用工荒，“月薪8000元也招不到民工”，已经暗示了我国在劳动力人口方面的问题。

这种趋势持续下去，将没有足够的年轻人缴纳养老金，我们的退休金来源也会慢慢枯竭，社会负担也会加重。

如果再不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那最终的结果就是人口负增长，韩国首次出现了死亡人口大于出生人口的现象。一个国家要想完成正常的更替水平，总和生育率不能低于2.1，2000年我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当年的总和生育率1.22，结合这几年的出生人口来看，人口危机越来越近了。

为什么年轻人“催也不生”呢？

有人说放开二胎之后，出生人口总量也在下降，但实际上，放开二胎还是有一定效果的，从2012年到2019年，二胎的占比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2019年二胎人口872万，占比达到59.5%。

所以放开二胎政策之后，对于那些有养育能力、有生育意愿的家庭来说，是有一定的鼓励效果。但是，一胎数量却在减少，可见，众多育龄期妇女，面对生育，更愿意选择“少生”或者“不生”。

根据任泽平的研究，住房、教育压力、养老压力，是人们生育决策方面的拦路虎。

梁建章也认为，如果多生一个孩子，相应的住房面积就要增加，在一线城市，增加的住房成本就超过百万了。

厦门大学周颖刚认为，房价上涨会导致财富的不平等，进而影响生育决策，对租房者来说，房价越高生育率越低。

所以要解决人们的经济压力，缓解育龄夫妇的生活负担，才能够真正激起人们的生育意愿。

新建议来了，育儿压力会减轻，连住房也变得容易了？‍

如果不鼓励生育，将对未来的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国家就提出，要提高生育政策的包容性。

任泽平就提出，扭转人口形势刻不容缓，应该尽快放开三胎，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利自主回归家庭。在具体措施方面，要降低住房、养老、教育等成本。

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也提出，“十四五”期间，建议全面放开生育。

从当前的人口形势来看，鼓励生育甚至全面放开生育，都是迫在眉睫的。

如何鼓励生育呢？

第一，降低家庭在购房和租房方面的成本。

社科院研究员杨舸撰文指出，新加坡的育儿短期住房计划给了我们借鉴意义。我国也可以在申请公租房或者购房贷款的政策中，优先保障育儿家庭，一定程度上减少房价上涨对家庭生育的负面影响。

2020年和2021年，国家都提出要解决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在房住不炒的政策影响之下，大部分城市的房价回归平稳，共有产权房、政策性租赁房都给那些囊中羞涩的家庭提供了新选择。

央行数据显示，我国居民70%以上的资产都集中在房子上，大部分人都是贷款买房。如果人们的住房压力减轻，相应的房贷压力也会减轻。那些有生育二胎、三胎计划的家庭，就不用担心换不起大房子了。

第二，完善男性陪产假制度。

养育孩子应该是夫妻双方的责任，如果完善男性陪产假制度之后，男女在求职上就更加平等，女性可以获得更为公平的职场机会，女性的养育压力得到分担，也能改变一些因为女性要休产假而产生的就业歧视现状。

第三，增加托育服务。

王培安提出建议，要积极推进优生优育指导和婴幼儿照护服务，探索建立育儿补贴制度，将2~3岁幼儿托育纳入到普惠教育体系。

要提高人们生育意愿，精力和养育成本也是人们的考虑因素。如果2-3岁的幼儿可以纳入托育体系，职场女性就不用担心，多生一个孩子会分散自己太多精力。

如果人们在住房、育儿、教育等方面的压力都减轻了，从小学到高中教育费用有补贴，年轻人工作三四年之后，家里再补贴一点，就可以完成买房、结婚、生子，压力小一点，相信不少人还是愿意多生一个孩子的，你觉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