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剧集《清平乐》的热播，让广大观众的关注点，聚焦到宋仁宗这位“仁君”和他御极天下的42年“盛世”。

抛开“狸猫换太子”“包公的领导”“驸马陈世美”这些认知标签，这位有宋一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不仅拥有晏殊、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当朝名臣，还一手培养了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苏辙、曾巩等大批年轻官员，一生节俭，宽厚和善，在历史上享有极高的评价。《宋史·仁宗纪》结尾处，在历数他在位期间的众多成就后，称赞他的一生，着实无愧于一个“仁”字。

宋仁宗坐像

但在这极高评价的背后，也一直不乏质疑之声。比如清初学者王夫之，便在他的《宋论》里，提出了一个惊人观点：“宋之乱政启于仁宗”，认为仁宗漫长的统治，埋下了日后北宋灭亡的祸根。

号称极盛的宋仁宗一朝，为什么会被认为是乱政起源之时呢？这一切争论的起源，不过就一个字——钱。

北宋一朝，一直都很有钱，也一直都很缺钱。

仁宗朝，和太祖、太宗时期相比，国家的版图变大了，国家的人口变多了，为什么日子反倒越过越紧了呢？思考的第一个结果，是真宗后期大兴祭祀，把财政搞坏了。

于是乎，当时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听从大臣建议，将真宗后期滥设的宫观予以裁撤，不必要的祭祀活动全部停止，暂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太后刘娥，后世常将她与汉代吕后、唐代武后并称

但好景不长，明道二年（1033年），仁宗甫一亲政，便遭遇连年饥荒，涉及范围广大。此后，宝元元年（1038年），割据陕北的李元昊称帝，建立西夏王朝。次年，宋夏之间，开始了长达三年之久的战争。

这次战争，为北宋的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河北、河东、陕西等地收不抵支的情况越发严重。

 宋夏战争前后河北、河东、京畿、陕西各地收支情况。来源：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上），第19页。

战争结束后，对夏开始连年岁币，对辽岁币又有增加，军队人数居高不下，财政情况并未好转。严峻的形势，迫使仁宗君臣开始寻找收不抵支的更深层原因。

这时，一些有识之士，逐渐将视角，转向一个“冗”字。

就在宋夏战争爆发的宝元二年（1039年），宋祁向仁宗呈递一封《上三冗三费疏》，在前人思考的基础上，认为当前存在冗官、冗兵、冗僧道“三冗”和道场斋醮、京师寺观、使相节度“三费”，后世熟知的“三冗”一词，开始出现。

此后，经过含义修定，“三冗”作为“冗官”“冗兵”“冗费”的合称，成为困扰北宋一朝的财政痼疾。

既然已经思考到了这一层，我们不禁还要再往下问一句：为什么北宋会出现这种问题呢？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从北宋的立国之本说起。

“杯酒释兵权”的故事，想必大家都很了解了，这里我们不妨再回顾一下。

这个故事里，赵匡胤先说了一句“你们没有异心，但如果你们的部下把黄袍也加在你们身上，那你们也没招了”，吓得石守信等人立马磕头，紧接着赵匡胤又说了一句“人生如白驹过隙，追求的不过是富贵，多攒金钱，好好娱乐，让子孙不受穷罢了，你们为什么不舍弃兵权，去外地当官，找好房好地多买一买，天天喝酒享乐安度晚年，我跟你们结个儿女亲家，互相信任，有什么不好？”于是大家纷纷同意，连着上疏请罢军权。

元代钱选临摹《宋太祖蹴鞠图》

用今天的视角来看，赵匡胤的前半句和后半句，一句是大棒，一句是胡萝卜，实际是借厚养以收实权。北宋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诸多措施，都是在这个思路下，得以推行的。这可谓是北宋一朝的，“祖宗之法”。

这个“祖宗之法”，可阐述为“立纪纲”和“召和气”两个方面。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收兵权、财权等等，可以视为“立纪纲”；而通过一系列政策优惠来照顾统治主体，可以视为“召和气”。

也就是说，北宋得以成功收权，背后的代价，就是一个字——“养”。宗室繁衍，养；官吏冗余，养；兵员臃肿，养……把他们全都养起来，坚守祖宗的成宪不变，内乱就可以避免了，朝廷的纪纲就保住了，赵氏家族的江山也就保住了。

宋朝前期常备军增长情况一览表。来源：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上），第25页。

在这样的思路下，北宋出台了一系列制度，来保障这种“和气”。比如大规模扩招的科举制度，又比如官员提拔奉行的“磨勘法”，只要不犯错，到点就提拔，且常常只升不降。而且，不仅本人能够得到优宠，还可以通过恩荫、任子等制度，将这种优宠，传给后代。

号称极盛的宋仁宗一朝，就是这样供养起来的。困扰北宋的“三冗”问题，也是这样产生的。但在严重的财政危机面前，这条看似不可变更的“祖宗之法”，也不免开始动摇了。

在思考如何解决“三冗”问题的过程中，许多有识之士都意识到了上述问题，但兹事体大，难以启齿。

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亲身经历对夏战争的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当年九月，仲淹上《答手诏条陈十事》，为清理时弊，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等十条对策。后世知名的“庆历新政”，正式拉开帷幕。

《清平乐》中范仲淹

范仲淹的各项对策，实质触及了产生“三冗”的根本问题，但没有反对“祖宗之法”，只说“庶几法制有立，纲纪再振”，希望恢复祖宗时的纲纪，从具体制度层面进行修正，比如改革“磨勘法”，缩减恩荫名额等等。

可惜，这些看似利国利民的措施，动了满朝士大夫的蛋糕，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大。两年后，范仲淹被免去参知政事之职，同期在朝的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也先后外放，新政至此失败。

此后，宽厚和善的仁宗，终其一生，也没能从根本上扭转财政窘势。改革的步伐，暂时停止了。

仁宗过世六年后，新政前一年考中进士的一位官员，担任了参知政事，这一次，他胆子更大，走得更远，为了从根本上扭转颓势，实现富国强兵，公然打出了“祖宗不足法”的旗号，史称“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像

这一次，从钱的问题出发，围绕祖宗之法该不该变，士大夫公开分裂为两派，都认为自己忧国忧民，抱着一心为国的拳拳赤诚，数十年争斗不休。结果，朝臣倾轧，民力衰竭，恰逢外敌入侵，国事遂不可为。

从这个角度来说，仁宗一朝，既是北宋极盛的四十二年，也是埋下亡国祸根的四十二年。

仁宗过世八年后，熙宁四年（1071年），宋神宗召集宰相王安石和枢密使文彦博开会，讨论新法事宜。神宗和王安石都主张实行新法，文彦博素来反对。讨论期间，彦博说“祖宗法制俱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所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当时回了一句“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最后一句话的前半句，常常被用来形容两宋政治的基本特点，称有宋三百年为文人士大夫的黄金时代。但是，“三冗”的问题告诉我们，这批被供养起来的人，本身并不创造财富。

因此，各位读者在欣赏《清平乐》中这看似煊赫的盛世图景时，也请不要忘记，是一个又一个普通劳动者为国家上交的各种赋税，供养起了这极盛之世，雕琢出了这赵宋风物。